学者:中国经济低迷最深层原因

2016-11-13 11:59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字号:

摘要:编者按:金融危机虽然已经发生八年,但是全球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行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五到十年。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也难独善其身。本文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转载供读者参

编者按:金融危机虽然已经发生八年,但是全球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行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五到十年。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也难独善其身。本文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转载供读者参考。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看,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最高时的14.7%,下滑到2015年的6.9%。截止2016年1月,国内需求不足已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47个月下降,劳动力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工资和社保等成本上升,使工业产能开工率在65%-70%之间。现代经济学描述的例行经济周期,一般也只不过3-5年。而如果没有2008年底开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下行,迄今已遭遇了近8年多的下行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为主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经济运行方面计划纵向管理和市场横向调节共同作用,收入分配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等两个历史阶段。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繁杂的事例,也提供了足够长时间的观察过程。今天,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持续下行、未来迷茫的十字路口上,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究其造成国民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跨越衰退,实现逆势复兴的思路和对策。

讨论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关系的初衷

2014年起,我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会突然下行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开始了思考:第一,会不会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有关?第二,会不会与国民经济高税费、高社保、高借贷成本、高房地价格及租金、高运输费用等有关?第三,会不会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资金外流有关?我研究判断的结果是:第一因素的权重要占到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55%左右,第二因素占30%左右,第三因素占15%左右。需要明确的是,这次形成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内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剧变动为主。

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间还会有多长,幅度还会多大?如果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下行到5%,甚至4%,并且是一个长远期、经常化的状态,而如果印度每年增长速度在6%到9%,美国增长速度为3%左右。那么,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的百年复兴之梦,都会成为泡影,中国也不可能进入世界一流国家的行列。这次国民经济的下行,是不是中国发展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遇到的一次陷阱之上的惊险一跳呢?

根据史学家的考察,欧洲工业化之前经济增长很缓慢的原因,除了欧洲自身经济的不平衡及其时代危机外,贯穿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还是人口。人口停滞,并在17世纪因战争影响而恶化,而且在1700年后人口也是缓慢增长。被剥夺了增长着的人口产生的额外需求,贸易便失去了活力。人口增长缓慢,特别是局部绝对数的减少,影响了对农业产品的需求,粮食市场凋敝,农业生产主要是生产者自用,农业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直到19世纪,饥饿仍然是欧洲周期性的威胁要素。实际上,欧洲后来经济的繁荣,起始于工业向外拓展需求市场,而且主要是工业化开始后其内部人口的增长。

动态分析中国的增长时,以人口为基础的劳动力、创新、创业等供给与消费和投资变动,是最基本的两方面因素。然而,中国经济学界过去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时,主流思想是受马尔萨斯和马寅初,包括适度人口论和梅多斯俱乐部悲观派观点的影响,从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方面去考虑,而很少考虑人口是生产、创新、创业、消费和的要素,其数量增长、结构变化和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因此,他们的政策主张,大多是要控制人口的生育。而宏观经济学家们,在观测经济繁荣和萧条过程中,往往又忽视了人口数量增减、结构变化和流动等变量对经济波动和消长的影响。一般的人口经济学所揭示的人口增长规律是,游牧和农业时代:由于营养不良、疾病、战争等,人口增长呈现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特征;工业化初期:由于生育观念没有变化,营养状况和医疗条件改善等因素,发生了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人口“爆炸”;工业化中期: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生活成本约束,加上避孕技术的发展,进入中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口数量从中速向低速增长的转型时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由于单身人群规模增加、家庭结构小型化、结婚年龄推迟、人均寿命延长、抚养成本进一步加大、各类工业污染严重、职场竞争加剧等因素,人口增长进入了极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极低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率时期。这其实是市场经济运行下的一个自然降低的过程,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的。但是,与其他人口自然增长的国家不同,中国在此时还进行了较为严厉的行政强制性干预,实行城镇一胎和农村一胎半的计划生育。所以,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如果假定中国与自然调节人口增长阶段变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因素一样,而无视中国人口变动的差异,显然会形成错误的结论。现代经济增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中国这样特殊情况的理论阐述,可以用它的方法分析一般问题,但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下行的特殊原因。


中国经济低迷,但是在“双十一阿里巴巴全球购物节的购买力却惊人(图源:Reuters/VCG)

从“人口”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骨骼出发,研究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动干预对经济的影响,将对人口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一个新思路。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研究,除了马尔萨斯、马寅初、索维、梅多斯等人的人口爆炸、适度人口及人口需求与增长极限等需要国家干预和控制人口的理论外,也有贝克尔、熊彼特、舒尔茨等人从成本及机会成本、妇女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城市化、避孕技术等会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长,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会平衡和扩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供给空间,得出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增长模式会自动转型,不需要国家进行缩减性干预等一系列相反的学术成果。但是,我们所做工作是,研究一个占全球近20%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特殊案例,有望在人口经济、经济发展等理论方面,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如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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