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法管宗教 释放什么信号

2017-08-07 12:36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字号:

摘要:法广8月6日报道,中国政府修订了宗教事务条例,明定宗教活动场所要办理法人登记、让基层政府介入宗教事务管理,引起了一些西媒关注。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侵犯人权质疑中国,而其中中国执政党与宗教的微妙关系,也是成为了西方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西

法广8月6日报道,中国政府修订了宗教事务条例,明定“宗教活动场所要办理法人登记、让基层政府介入宗教事务管理”,引起了一些西媒关注。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侵犯人权”质疑中国,而其中中国执政党与宗教的微妙关系,也是成为了西方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西方媒介环境中,似乎中国官方的任何宗教管理行为,都有可能是在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事实上,在政治语境下,宗教团体(如基督教教会,佛教僧团)都曾作为政治力量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基督教会,因为其神学法统并不在中国,因此,基督教会在中国政治的语境下,显然属于比较敏感的群体。
 

尽管,近年来一些知识分子一直在为教会脱敏,也无法摆脱基督教会干预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实际上,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教会对于世俗政治的风险。君士坦丁大帝4世纪迁都后,罗马政府就开始对教会进行严格管理,东部教会始终处于罗马皇帝的严密控制下。皇帝有权召开宗教会议、任免主教、惩处教士,主教的命令需要皇帝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到了中世纪,西部教会直接凌驾于世俗之上,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纪直接控制了罗马城,因此,西部教会成为西方世俗政权的法统来源。

1917年,罗马天主教会又对外宣布圣母在葡萄牙的花地玛显现,并表示圣母玛利亚告诫世人“奉献苏联给圣母无玷圣心”,换成世俗的语言就是在教会与苏联的斗争中,教会一定会胜利。这很显然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同时,地方教会的一些主教人士,也借由宗教力量在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如香港教区的前主教陈日君,就曾经以枢机之位宣传对大陆的政治异见,当然,从根本也是因为他在位时,梵蒂冈教宗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曾册封封一些在近代西方侵略中国战争中致命的人为“中华殉道圣人”,其政治目的可想而知。

耶稣曾说:“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使徒时代的教会本来专心信仰,但后来教会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工具,因此,中国官方对教会采取一定的关注也是可以理解。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对社会事务进行周到的管理,为纳税人提供稳定和平的生活环境,否则就是不称职的政府。

更何况,与1950年代中国官方推行的基督教联合礼拜,此次的管理方式是将宗教团体纳入“法人”管理的轨道,而非对教务的干预。从法理而言,依法登记的社团才能被称为是合法社团,将宗教团体纳入法治轨道,实际上是在法律上为宗教团体的确权,当然对于维护现实社会风险也是有好处的。

同时,我们看到,教会的运行体制基本上是财务独立自由的,主要财务来源由教友奉献,但是长期教会财务不公开,造成了神职人员的腐败问题。比如,浙江省基督教会的负责人,杭州崇一堂的主任牧师顾约瑟,就已经被发现有腐败现象,而就算在倡导独身制的天主教会,教会腐败也不可避免。在中国的教友中,私下流传一句话“要想富、当神父”,正是教会腐败的写照。

实际上,教会腐败当然有教职人员个人操守问题,但更是因为以前中国宗教事务管理的制度性缺陷。由于教会不是法人,教会财产与神职人员个人财产的界限并不明显,这就造成了教会成为了法外之地。一些教职人员利用信仰之名、借机敛财,败坏了教会风气。在教会中的一些教友,因此义愤填膺,自立门户,搞出了很多家庭教会。

因此,将诸如教会这样的宗教团体纳入“法人”管理的框架,是杜绝宗教腐败的积极信号。在面对政治风险极强的宗教领域,中国官方采用依法的方式进行管理,也反映了其在社会治理上正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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