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帝师王沪宁:十九大黑马 学而优则仕

2017-10-26 13:16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字号:

摘要:备受瞩目的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出炉,从未主政一方的三代帝师王沪宁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十九大最大黑马。外界预计,他将负责中共党务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的出台都

备受瞩目的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出炉,从未主政一方的“三代帝师”王沪宁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十九大最大黑马。外界预计,他将负责中共党务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的出台都有“三代帝师”王沪宁的身影(图源:AFP)

学而优则仕 1955年,王沪宁在上海出生。1974年王沪宁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78年王沪宁考取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硕士研究生,并于1981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王沪宁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和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沪宁最早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985年新华社旗下《半月谈》杂志封面上,当时给他的称谓是“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 1995年江泽民主政中共期间,王沪宁结束了自己十几年的学者生涯,前往北京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江泽民曾主政上海,自然对这位上海的学者十分青睐。这位以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加盟江泽民智囊团的学者在中共党内党外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此后,王沪宁的政治生涯可谓是平步青云。1998年,王沪宁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2年晋升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2007年,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继邓力群之后,又一位理论界人士担任书记处书记职务。 2012年,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进入中央政治局。

如今,2017年10月25日,王沪宁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1995年到2017年,22年过去了,王沪宁走到了权力的核心位置。

王沪宁是中共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首席智囊,曾直接参与、起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论述,并且都写入了中共党章。 自从1995年调任北京之后,王沪宁就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成为中共重要的“笔杆子”。

然而,去往北京之前,王沪宁著作颇丰,他曾发表过五十多篇学术文章,也写有多本著作。 在外界看来,“政治”与“学术”无法兼容。王沪宁这位曾经陪同中共三代最高领导人的理论家能否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过人之举,不少人也充满期待。 领导人的“政治辞典” 王沪宁受到中央的青睐,主要还是因为他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尤其是其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中共领导人找到了“共鸣”。在江泽民时代,曾有人说,王沪宁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辞典”。

这也正是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一个比一个更需要王沪宁、器重王沪宁的原因。 王沪宁在复旦十四年的学者生涯是有趣而充实的。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他是一个低调而朴实的人,即使是面对风风火火的“六四”事件,王沪宁也选择了低调处理,既没有表现得热血沸腾,也没有公开出面为政府辩护。



在王沪宁的学术研究中,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是腐败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共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应该是反“超腐败”,虽然这类案例少,但是对中共危害却很大。而“六X”事件和苏联解体都是中共需要借鉴的教训。

第二则是政府的信任度问题。王沪宁提出,什么是对政府的信任?那就是政府要履行对民众的基本承诺。如果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中国就会缺少立国的根基,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沪宁开始关注北京与地方的关系,尤其是如何避免改革开放政策出现“空心化”现象。

自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1978年邓小平上台之后,中国地方的权力随着计划经济地瓦解而不断增长。不少地方官员并不畏惧北京,也不怕受到惩罚。就连军队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北京对此十分重视。王沪宁认为,如果这种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封建经济形式”和“军阀混战局面”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中国将会出现地方主义盛行和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局面。所以,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

“新权威主义”走入学者的视野。这个理论引起了学界一场大讨论。曾有香港报道称,1989年3月,赵紫阳告诉邓小平说:“最近有一个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我们有不少国内的学者都在讨论这个理论。”

邓小平回答说:这也是我的想法。 王沪宁对新权威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必须配合中国现阶段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揠苗助长”;“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权力结构的权威弱化,已经不能有效地指导和控制社会,旧权力结构还在但权威荡然无存,需要进行结构型调整。新的权力结构需要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来自于推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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