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安改革继续推进 赵克志突显政治优势

2017-11-11 11:16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字号:

摘要:中国公安系统的治理思维在周永康之后,正在发生全面转变。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系统内部的政治生态从周永康时期的山头主义到今天的讲政治忠诚,其次体现在从粗暴蛮横的一刀切调整为匹配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 可以说,后周永康时代的中国公安系统在过去郭声琨

中国公安系统的治理思维在周永康之后,正在发生全面转变。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系统内部的政治生态从周永康时期的“山头主义”到今天的讲“政治忠诚”,其次体现在从粗暴蛮横的“一刀切”调整为匹配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

可以说,“后周永康时代”的中国公安系统在过去郭声琨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就在不断转型,在新任公安部长赵克志上任后更进一步凸显。 赵克志的政治优势 中共十九大之后,政坛进行新一轮高层人事调动。北京时间11月4日,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接替郭声琨担公安部部长。

在此之前,他已经以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并参加了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 北京观察人士认为,赵克志有着丰富地方治理经验和高度政治自觉,此番就任公安部部长,凸显中共高层希冀借此继续清理公安系统内的“周永康流毒”,尤其是周时代出现的根深蒂固的“蛮横管制”思维,让公安体系的形象和职能,从强调敌我矛盾的“刀把子”形象向治理范畴全面转型。


赵克志任公安部长后多次强调“政治忠诚”(图源:VCG)

现年64岁的赵克志是山东莱西人,是在中国地方经过长期磨炼升迁的典型。如同习近平、栗战书等中共高官一样,赵克志早年一直在地方锻炼,曾任山东省莱西县夏格庄公社党委常委,在1948年任莱西县县长,后任即墨市市委书记,德州市市委书记等职。从2001年开始,先后担任山东省副省长、江苏省常务副省长、贵州省省长等职务。 在2010年任贵州省省长时,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搭档。中共“十八大”前夕,栗战书上调北京任中办主任,成为习近平的“大内总管”,赵克志接任贵州省委书记。2015年7月,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后,赵克志被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主管京畿重地所在地的河北省,在他执政河北期间,习近平推出被誉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赵克志也成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执行者。

通过赵克志的执政履历可以发现,他的政治优势体现在两点,第一是地方执政经验丰富,社会治理思维现代;第二是政治觉悟高,懂政治规矩,有大局意识。以上两点被认为是他能够胜任公安部部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也被认为是赵克志未来能够给公安系统带来的转变方向。

从山头主义到政治忠诚 从近年来海内外对于周永康时期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的报道来看,因为权力的不断扩充,周永康对于当时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领导层抱着一种“傲慢”甚至“轻视”的态度,使得中共党内的“政治规矩”无从谈起,中共“党的领导”在政法领域被全面弱化,整个政法系统内几乎成了周永康的家天下。

2017年1月,中共党媒《求是》曾刊文直接点名“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不仅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而且政治野心膨胀,大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政治阴谋活动。” 对此赵克志在刚刚屡新公安部长之后,就展现出这种“政治自觉”、“政治忠诚”和“核心意识、大局意识”,释放出要将公安系统内山头主义问题彻底整顿的姿态。

在10月31日的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赵克志以公安部党委书记主持会议时就表示,公安部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坚持政治建警,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两天之后,11月2日,赵克志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时,他再次强调,中国公安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放弃“敌我思维” 回归社会治理本位 除了“山头主义”外,“周永康时代”中国政法体系尤其是公安系统的官僚作风、蛮横手段和“敌我思维”也曾饱受批评。

自2002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和其后成为政法委后书记期间,在社会治理层面,中国公安系统长期实行高压维稳政策。在这种“管制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不断增加,至2012年,中国的维稳经费逾7000亿,超过军费开支。与此同时,地方公安系统与当地利益集团形成千丝万缕的关系,权力的屁股坐在权贵的一边,罔顾司法正义与社会公平,导致社会矛盾愈发激烈,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冤假错案不断。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曾表达了对政法系统腐败的不满,要求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和干警“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是因为,政法系统的传统行事思维和方式方法,不仅对依法治国构成了冲击,更无法和建制社会下执政党对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要求相匹配。

随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毛时代的阶级矛盾转变为邓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进在习时代又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生产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公安机关的定位,已经内在地被要求从一个专司打击敌对势力的专政部门,向一个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生活需求的部门转变。

所以,自从周永康被调查之后,郭声琨“临危受命”,在政法系统就全面总结周案的深刻教训,从体制、机制和人事等诸方面消除周永康的负面影响,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并约束与箝制公安过度膨胀的权力,使公安系统放弃“敌我思维”,回归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的政治使命当中。 但是,十年沉疴,若要一朝清楚并非易事。在郭声琨之后,赵克志显然将承担起继续“改革”公安体系的重任。对于这一点,赵克志自己明显有十分清醒的认知。 可以想见,未来五年,是习近平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中,以公安系统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层面,是能够让中国民众直接对于这种“治理现代化”有切实“获得感”,在这个过程中,赵克志将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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