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疼惜”自由派知识分子

2017-11-22 12:41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字号:

摘要: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官场和媒体舆论便涌现了一股过度浮夸及拙劣吹捧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热潮,且文宣攻势越发凌厉,甚至于在局部已经出现了鼓吹个人崇拜的苗头,令到栖身在这个国家朝野中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心生焦虑,担心十九大后是否会出现政

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官场和媒体舆论便涌现了一股过度浮夸及拙劣吹捧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热潮,且文宣攻势越发凌厉,甚至于在局部已经出现了鼓吹个人崇拜的苗头,令到栖身在这个国家朝野中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心生焦虑,担心十九大后是否会出现政治个人崇拜的风潮复兴。

这一智识群体之所以会对个人崇拜式的政治文宣有所戒备,不外乎中国历史对此早有前车之鉴。回顾中共建政之后,在毛泽东执政晚年,对于这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之风愈发变本加厉,以至于给国家带来过深重灾难。

当然,历史并不会简单重复,如今也远非昔比,个人崇拜的危害不仅早已为中国政治顶层精英们透彻识晰,亦于当下世界形势所不能容许。对于习近平个人而言,其过往五年的执政日志以及十九大报告中的字词达意,无不显示了他是一位清醒、冷静并且非常注重以史为鉴的政治家,并且充裕的事实近乎能够指证,造成个人崇拜的影子或苗头在目前中国有抬仰之势,主因多源于文宣操作手法的拙劣愚蠢,以及某些官员的政治投机心理。

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担忧固然可以被理解,却实则无需过度担忧。不过,执政党倒是有必要适时扭转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真切存在于中国的自由派群体。

习近平过往所展现的执政特性已证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担忧是多余的(图源:新华社)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局限 作为知识分子谱系的一大分支,自由派知识分子必然亦具有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局限性。“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产生,源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在这一事件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一词,和争取公理、正义以及对抗强权有着密切关系。而从人类文明时间轴任一时代所观察到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无一例外与其所在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学识为业的知识分子,往往拥有相对丰富知识,却易于因知识的累积与增量,而逐渐产生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抱负,期冀透过知识来改变现实世界的种种不遂。可理想的丰满并无法全然遮掩掉其解决现实问题的缺陷。知识分子能够以不同于普罗大众的方式,获得在“阳春白雪”的精神世界里净化心智,在“坐而论道”的切磋中让思想放飞,但如此之弊端在于,他们往往只能习惯于纸上谈兵或抽象理论构建,而对现实社会尤其是政治实操缺乏深刻认识,更遑论针对现实疑难的解决能力,最终难免只得沦为讲究思想品位,认同清高的理论空谈者。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连知识分子自身都难以甩脱的尴尬宿命,就是他们在体悟精神升华的同时,却又从中难于克制住由此产生的知识型自负,加之长久积累后便易致心态坠落,滑向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专制的思想迷途。令人遗憾的是,知识分子在对抗正统与教条之际,却也普遍会产生仅仅是内容不同而已的另一种正统与教条,他们虽然不能轻易被现实提供的教条收编,却不忍去驱散那些已俘获自我的另一些教条,这无疑违背了他们思想规则中的质疑精神玉律。

而当他们带着这种被禁锢的思维介入到掺杂复杂利益元素的现实政治时,后果轻则至脱离实际,推出荒腔走板之政策,重则可能会被诉诸现实的无力反馈,逼迫到陷入一种理性专制,继而造成难以估量的国家灾祸。这一点,无论是在俄国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均有过直接的历史教训。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更是如此。

由于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影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就类如香港泛民主派阵营和不少台湾政客那样,坚信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誉为最可靠持久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并以西方自由民主制为标杆来衡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不足。但事实上,中国五千余年的政治文化结构和国情,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以生成的土壤有着根本的“质”上的区别,绝不可简单等同起来,更不能直接将之平移照搬。但遗憾的是,一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未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却一心陷入对自由主义的沉湎,而每每在现实碰壁,更会处于难以自拔的焦虑之中。

过去一些年,一方面,曾长期居于一家独大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日益暴露严峻危机,造成大量国家治理失败的案例,在南美、乌克兰和中东等更是造成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却用数十年时间沉淀了一系列发展成绩,愈发展现了西方方案之外一种新的可能性,仅西方社会目前弥漫着的自我怀疑情绪,就是对此颇为有力的例证——面对这种种之变化,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必须有所反思与体悟。


自由派知识分子本应成为中共打造国家未来过程中能用到的一股有为力量(图源:新华社)

自由派知识分子亦是国家财富 尽管自由派知识分子存在上述缺陷,理应进行自我反省,更要认识到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绝不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就可粗暴地被定位为系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更不能一概否认掉他们难能可贵的道德担当和理想情怀。

相反,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更应在为亮眼执政成绩感到欣喜之余,看到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闪光之处和价值所在,并本着团结和包容精神,“疼惜”具备批判精神的他们。 除了极少数极右知识分子外,中国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并非如一些中共官员所理解的那般,形象只是类似普遍存在于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在野反对派角色,只知一味“为反对而反对”地站到执政一方乃至建制力量的对立面。

实际上,多数中国自由派的意识形态立意和真实政治目的,绝非是意图激进反对当权者,甚至本就不存在颠覆体制的构想,而只不过是双方因为意识形态和遵循发展途径的原则与方式存在差异,特别是前者与国家体制内一部分保守派主张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讨论上有所不同,且对于国家去往未来途径和政治架构蓝图的看法存在分歧——而仅凭于此,并不可否决和抹杀他们拥有着冀望政府施政有为的深层次动机。换言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存在绝对不是敌我矛盾,反而是执政党必须团结和统战的健康力量。 况且,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承袭了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备的道德担当和理想情怀,并且在当下利己主义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中持恒凸显。

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士,至今仍遵循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最高精神追求,并于内心饱含着对于大中华价值观之笃定意识的家国情怀。 相关阅读 习近平是个明白人 “高级黑”不要念错经 反腐运动:东汉知识分子骨头有多硬 盛世之问:中国知识分子为何难逃二律背反? 正因于此,尽管自由派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在与国家倡导的具体施政途径上存有一定程度出入,并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价值观底层依然是与中国民众的整体利益,及对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共同期盼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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