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为何热衷于毛主义

2017-08-05 11:06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字号:

摘要:1974 年 4 月,法国著名的文学杂志《太凯尔》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旅行。同行者中有著名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他也是这个杂志赞助人,其中还有杂志的主编,法国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以及他的妻子、符号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陪同者中还有法国瑟伊

19744月,法国著名的文学杂志《太凯尔》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旅行。同行者中有著名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他也是这个杂志赞助人,其中还有杂志的主编,法国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以及他的妻子、符号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陪同者中还有法国瑟伊出版社的编辑弗朗索瓦•华尔。这次旅行是受中国大使馆的邀请,为期三周。说是旅行,其实所走的路线都是提前安排过的,他们接触过中国的一些作家和哲学家,参观很多工厂,观看了很多演出,走了很多地方。但正如巴特在后来日记中所记录下的,这是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所有的景致都有一种扁平化的漠然,没有任何东西在讲述历史。

 

一、法国知识分子的朝圣之旅

在西安参观大雁塔的过程中,巴特这群人大概是受到了很多普通中国人的围观和注视,他在日记中用他独特的文体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他们在不停地看着你!目光中,有着强烈的令人难以置信和富有诱惑力的好奇心。这种目光投向你们,而不是投向个人,更不是投向作为色欲表现的身体,但却是抽象地和基本地投向一类人:我失去了我的身体,而让位于我所属的生殖系列。”这段让人玩味的文字中,巴特指出了他们身份的陌异性,一群法国人在中国,受到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围观,这种集体的凝视体现出了一个国度对大写他者强烈的好奇心。他甚至将这种好奇心上升到了一个抽象的高度,他的个体属性丧失了,他们身上具备的是西方人的生殖特征,将他们与黄皮肤的中国人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也代表了他们这一行人来中国朝圣的失败。他日记中总是出现各种烦躁、生气和失望的字眼,只能说这趟来中国朝圣的“寻根”之旅并未得到认同,他们仍然是西方人,是陌生人,是陌生的他者,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这次朝圣的失败可以看作是法国知识分子对毛主义憧憬的幻灭。对毛主义的迷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一股风靡的潮流,巴黎,到处都充斥着毛主义的流行的符号,中山装很很紧俏,《毛主席语录》很畅销,连法国版的《花花公子》都刊登了身穿红卫兵服装,手持红宝书的模特照片,新浪潮电影导演戈达尔还拍摄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电影。在1968年,法国大约有1.5万名毛主义者,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出自巴黎高师,这是培养法国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萨特、阿隆、波伏娃等这些都是出自巴黎高师,但是在六十年代,巴黎高师的学生觉得萨特与存在主义已经落后了,学生们的精神导师是法国哲学家和顽固的共产党员阿尔都塞,像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是高师生,也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他就是一名毛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之后建立了一个法国共产主义联盟,就是为了将毛主义者与传统的法国共产党区分开来。

二、法国知识分子从迷恋苏联到中国毛主义的转变

这种对毛主义崇拜乍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仔细追究起来却能发现一些端倪。法国知识分子大都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他们对革命有着疯狂的迷恋。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二战之后,他们选择了支持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新型革命的源泉。但是他们对苏联的迷恋伴随着不断爆发出来的苏联丑闻日益变得意兴阑珊。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对此有多很好的总结,在他看来,法国知识分子看似把持了巴黎学术界,但是他们并非都是特立独行的一群人,尤其从二战到1956年之间,关于苏联隐藏的真相逐渐被揭露了出来,他们宁愿选择沉默和无视,甚至有许多哲学家为这种丑闻辩护说,相对于苏联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这些杀戮和侵犯其他国家的行为都是暂时的,他们有着更高尚的目的,他们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绝不会更改。但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苏联问题的立场变得模糊不清。或者说,当他们选择了站在了共产主义一边之后,这个共产主义的老大哥的表率让他们伤透了心。他们的知识分子立场遭到了新一代崛起知识分子的质疑。在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渴望寻找到新的革命合法性,这就是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

美国政治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著的《东风》一书,书名就源于此。法国知识分子对东方的迷恋很难解释清楚缘由,大概是在东方的一系列剧变中看到了一个疲惫停滞的欧洲所不具备的活力和希望。但是这种所谓的“活力和希望”大都是隔海相望的想象。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丑闻之后,这种理想和希望很快转移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但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还是中国的毛主义,都是一厢情愿的想象。用沃林的话说,“似乎学生们拥有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越少,中国地理和文化距离欧洲越远,他们就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投射他们特有的乌托邦希望与梦想”。他们想象毛泽东是一位革命的巨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造性阐释者,他是一位伟大的舵手,一个经历了无数军事挫折仍然坚持不懈,以少胜多,成功驱国民党的伟大人物。他还是一位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无视青年人参与,这就是当代的伟大的革命,与统治法国的老独裁者戴高乐相比,毛泽东身上具备了一个伟大革命者的所有因素。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吸引法国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缘由。

但是这种吸引靠想象无法满足的时候,他们组织了很多知识分子旅行团分批去中国寻根,《太凯尔》那次旅行只不过其中之一,还有众多法国的知识分子渴望到中国来朝圣。但是这些旅行是否打破了他们的心中对乌托邦的幻想,将他们带入到真实境况之中呢?或者说,他们对东方的这种迷恋是否因为一次不成功的旅行之后有所缓解呢?并没有。有这样一个小例子,一位去中国朝圣的西方革命者,在旅行途中厌倦了那些中国的陪同人员总是限制他们随意地出行和交谈,他埋怨说,你们只是带我们参观中国共产主义的积极方面。中国的陪同人员反驳说,我们只是向你们展示了你们想看的东西而已。事实上就是如此,很多旅行者,比如罗兰•巴特,他们能感觉到这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家里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但是他们被禁止去探究真相,他们只能看到他们渴望的东西,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一个发动人民群众全民参与革命的国家。这一切如此契合他们的想象,反而显得如此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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