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中国何以从巅峰走向崩溃?

2017-08-03 13:06 作者:王夷甫 荏苒 森彰 来源:多维新闻 浏览: 字号:

摘要:五代名臣冯道谏言唐明宗道: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时刻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尝不如是!《

五代名臣冯道谏言唐明宗道:“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时刻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尝不如是!”——《旧五代史冯道传》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数十年无乱事,真可谓“海清宴然,四海丰足”,按照传统历史的辑录标准,当今中国可堪盛世。 不过,越是盛世巅峰,就越需要警醒。这是因为,在盛世之中的人们往往沉浸于盲目的乐观中,过分自夸于以往的成就,却忽略了那些被成功暂时掩盖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由此种下了衰败甚至毁灭的种子。

因此,今天的国人不仅仅要致力于重塑汉唐的实力,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超级强权的西晋(汉朝继承者)和唐朝是如何从无上巅峰跌入万丈地狱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根基的破败),其中的教训,无疑值得今天的国人警醒。

实际上,中国文明两次最高峰的煌煌盛世,恰恰都毁灭在了同一个失策之上——对地区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危害的忽视。 汉朝霸业最后阶段之西晋末年(内藤湖南称之为中国第一过渡期的界限),朝臣江统注意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已)居半”,“(并州)五部(匈奴)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徙戎论》),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之域可为寒心”,然而当时百年大错事实已成,难以改变,西晋政府对李特所属氐人的迁徙仅仅激发了叛乱(李特,氐人领袖,所部被西晋迁徙至巴蜀,后发动叛乱占据蜀地),而江统上书仅仅不到十年之后,即爆发五胡乱华的灾难。 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谋臣魏征上书谏阻,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并声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但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圣人之道普适众生……教以礼法……何患之恤?”唐太宗乃用温言,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数十年之后,幽、并、冀等地诸多郡县,已经形成“降胡散诸处”,“无所役使”(《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的失控状态,而百年之后的安禄山则得以“驱之为寇,逐扰中原”(《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何以遣就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昔汉武以锐师猛将击取其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乃久安之道。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大患也…… 魏时有胡人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晋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 ——魏征上书唐太宗谏阻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逐扰中原”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那些明君谋臣为何会屡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历史资料并没有记载过魏晋朝廷的决策者(大举内迁胡人始于曹操扩军),对关中、并州、冀州等地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多少看法;但唐太宗试图大规模迁徙草原部落于河北之地,面对魏征以西晋“五胡之乱,卒倾中夏”的教训质疑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进士出身的温彦博则提出看似颇有说服力的支持意见,他说“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大义人伦乃普世价值),可以“教以礼法”感化对方,同时认为胡人不过是“创残之馀,以穷归我”,绝对没有力量造成祸患,他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魏征因历史而产生的忧虑,完美地支持了唐太宗迁胡于河北的政策,最终却种下了安史之乱及中原王朝千年衰弱的种子。

大知识分子温彦博何以出错?显然,醉心于圣人经典的他忽略了两个必须考量的关键性要素:现实与时间。 一方面,现实情况就是,中原知识分子眼里的普世价值,很难被草原部落的内附居民所接受。那些被唐朝政府从草原迁徙而来的胡人部落,风俗迥异中原,习惯群聚群居“逐以水草,居处无常”,而中原朝廷在很多实际事务中亦对其“无所役使“,不得不顺应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使之在迁徙之地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 “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

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毗伽可汗欲建城,大将敦欲谷劝谏(《资治通鉴》) 从唐太宗开始,唐朝政府多次大规模内迁胡人于河北诸地,并形成了中后期大小规模叛乱的政治基础,安禄山精锐“曳落河”即出于此(图源:VCG) 从盛唐期间安置归降契丹部落的《敕契丹王据埒可突于等书》中,可以看到,唐朝政府允许内迁契丹部落在“丰草美水”的地区,过“畜牧随之”的游牧生活,并要求地方“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而《唐大诏令集》亦记载道,为了避免内迁胡人诸部滋事,需对其”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胡敕》)。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温彦博试图对内迁胡人“教以礼法,职以耕农”的同化政策,严重脱离现实,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施。 另一方面,虽然内迁的胡人刚开始不过是“创残之馀”,人数稀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其人口数量和当地的人口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草原胡部生于物资极其困乏的苦寒之地,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和生育热情,同时凶悍远胜于中原,这就使得内迁胡人的数量在中原丰饶的滋润下迅速增长,还可以对当地的原住民产生挤出和同化效应。 西晋江充在调查之后就发现,曹魏讨伐高句丽时安置在荥阳地区降胡,“始徙之时,户落百数”,不过两代人,即“子孙孳息,今以千计”,由此他认为数代之后,这些内迁者足以形成“必至殷炽”的隐患;而唐代名臣魏征亦认为,唐廷应该警惕内迁胡部“不令数年,孳息略倍”的潜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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