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冲突 中国如何走出父权思维

2017-09-06 18:39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字号:

摘要:井底之蛙的困境,不仅在于看不到井外的世界,更在于无法对井内的世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是因为,只要不跳出井外,永远无法看到井内世界的全貌。处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的人也同样如此。由于难以跳出困住他的时空之外,因而人总是难以看到身处其中的事物的全

井底之蛙的困境,不仅在于看不到井外的世界,更在于无法对井内的世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是因为,只要不跳出井外,永远无法看到井内世界的全貌。处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的人也同样如此。由于难以跳出困住他的时空之外,因而人总是难以看到身处其中的事物的全貌,这是人的认识困境。

困扰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代际冲突,是这个困境的表现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处处都能听到对年轻一代人的批评,社会普遍认为这一代人在价值观、人格、生存能力等多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其中最核心的是对其价值观的批评。事实上,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也有很多批评,只是由于他们的舆论声音太小,我们一般都听不到。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100年后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代人?由于我们无法跳出这个时代,思考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但是,历史还是提供了一些参照。100年前,一小撮年轻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对老一代人的权力、见识、价值观、行为方式发起了挑战。这场运动对历史的巨大影响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可是,在当时的时代,老一代人对年轻人的主流意见几乎和我们现在一样。反叛,幼稚,浮躁,危险的价值观——这些被现在的老一代人贴在年轻人身上的标签,不过是五四时代产品的翻版。

今天的中国与五四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仍然有这样的价值观冲突呢?

父权的合法性危机

在经验和知识上,老一代人一般会优于年轻人,但在道德的评判权上则应该是平等的。可是,我们见到有老师“怒斥狂徒”感觉很正常,却不会认同学生“怒斥老师”。同样,在家庭里面,也只有父母评判子女的道德表现,却未见子女获得评判父母道德的权利。

在我们的观念世界里面存在这么两个等级:一个包括父亲、老师、长辈、政府官员以及所有年纪较大的人,另一个包括子女、学生、晚辈、普通公民以及所有年纪较小的人。前一等级具有对后一等级的管教权,管教的内容从道德、伦理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

这种权力的观念逻辑其实就是自汉朝一直到清朝普遍存在的对君、父权力的论述逻辑。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为了建立向“上”服从的等级秩序,汉以后的统治精英都从这句话中吸取营养,极力推行孝道。孝道的逻辑是:在一个家庭内,儿子要服从父亲,因为没有父亲就没有儿子,这是人伦的根本;国家也是一个家庭,皇帝是父亲,臣民都是儿子。所以,皇帝也被称为“君父”。可是,父亲还不止这两个,被皇帝派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也都宣称他们是当地人的父亲。

在儒家士大夫看来,父亲掌握的权力,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中一项主要的内容是对儿子的教化,也就是管教权。现在,皇权崩溃已经一百多年了,但父权观念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父亲”的范围一点也没有缩小;从女性也进入到这一权力所有者范畴来说,“父亲”和“儿子”的范围甚至都有扩大。这些父亲们当然不再拥有往日的许多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几乎没有人放弃对儿子们的管教权。

一种行为如果长期一直在做,我们会习以为常,并且觉得这样做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可是,当有不习惯者出现时,就该想想这么做的逻辑是否存在问题了。如果细究一下,我们会发现,当代的父权逻辑有很多很荒谬的地方。

首先,当代的儿子们会问父亲们,你要求我们做到的,你们能做到吗?即便存在一些堪称表率的父亲,但父亲群体中的大多数恐怕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其次,父亲一边批评子女独立生活能力差、依赖思想强烈,一边却试图控制子女的价值观、思想与行为,侵犯子女的独立权利。父亲们的内心很焦虑:“如果儿子们不能独立生活,在现代社会该如何生存下去呢?可是,如果让他们在思想上也独立了,任由他们发展自己的五花八门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就会乱套了。”

第三,喜欢将子女一代人的问题夸大,却从不谈自己的问题。林森浩投毒案发生后,全社会的父亲们马上想到马加爵,并得出众口一词的结论:马加爵、林森浩绝不是偶然的。接下来就是关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等陈辞滥调。事实上,这些“孩子们”在走向社会之后,一个个都能独立生活,他们的表现也不比父辈们差。

第四,无论是在谈论历史,还是看有关的电视剧和小说时,父亲们对五四一代年轻人追求个性解放均给予大力支持,可是在现实中却不自觉地站到了五四青年的父亲们的位置上去了。

这一系列的荒谬性,无疑意味着父权的合法性危机。当代的代际冲突,正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理性:两代人面临的共同考验

中国的父权危机在20世纪出现、而不是在之前的某个时间出现,是有其原因的。这种社会制度与观念在古代不存在问题,只有到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轨道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人们会对一切习以为常的制度与观念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你是合理的?合法性问题就这样出现了。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由于人的理性的觉醒。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理性的启蒙就是人们开始具备了“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从地上升到天上,也就是从对我们能感知到的世界的思考出发,从我们的观察结果和事实材料出发,来探讨上帝、理念、规律、合法性、道德伦理等一切超出感性世界的问题。这就是现代理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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